在這週一的時候，一大早起來就看到一個斗大的新聞，就是台灣人很憂鬱，“不快樂台灣人破百萬”。如果你也留意到了這個新聞，不知道你當下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
中國時報的報導中提到，台灣在服抗憂鬱藥物上，5年多了26萬人，嘉義市則超越台北市，成為全台最憂鬱城市。根據資料顯示，嘉義市服用抗憂鬱藥物人數為3萬5千308人，是台北市的五分之一，但若依照人口比率來算，當地民眾服用藥物比率高達13%，比起台北市的7%整整高出近一倍。而據健保署各縣市服用憂鬱症藥物的人口比率，前5名依序為嘉義市、台北市、花蓮縣、新竹市、台中市。而根據健保署資料也指出，國內有67萬50歲以上的民眾使用抗憂鬱藥物，占整體比率約6成，老年人口已成為仰賴抗憂鬱藥物最大的族群。更值得注意的是，國內使用抗憂鬱藥物的人數在2013年首度突破百萬人，跟2009年的人數相比，5年內飆升逾26萬人。如果根據早先台灣發表在國外知名期刊的研究，超過23％的人口，現階段可能一般性的心理困擾，例如焦慮、憂鬱等等問題（如下圖，表中的數據是依據美國的盛行率推估，一般學界認為台灣情況相差不多，可能有更嚴重的狀況。而台灣在這方面的流行病學資訊也不易取得，多只能推估，因為台灣在疾病分類診斷上嚴謹度常常不夠。），這代表有超過四百萬人處在這種狀態下中。
是不是很驚人呢？！
如果在翻閱早一點的新聞，董氏基金會推估，全台灣約有20萬名大學生有明顯憂鬱情緒，其中對「未來生涯發展」的壓力最有感。顯然全台灣可能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活在不安、身心困擾的狀態下。
但我們的醫療照顧服務做得如何？！
當然在台灣現實醫療環境中，抗憂鬱藥物的使用，不一定必然等同於有憂鬱的問題。但憂鬱到底是什麼，我們又為什麼憂鬱，以及抗憂鬱藥物帶給我們的影響是什麼，幫助了我們什麼，這或許是醫療體系在利用藥物時需要更加負責任地去傳遞的問題與資訊。根據衛生福利部的資料，台灣顯然慢慢地走向藥物濫用的道路上。醫師對於藥物的依賴，當然有很多結構面的因素，例如、台灣人對於時效的渴望，總是期待那種不太能控制的事情（例如自己的心境），最好很快地改變，而久而久之在民眾壓力下，醫師也懶得去解釋；隨著一代又一代醫師的傳遞，就出現一種真空，後續的醫師就真的與民眾期待同步，開始忽略廣大的實徵證據，而不在乎藥物的預後與相關療效。從精神科醫師開始，透過他們的觀念，不斷傳遞到其他科系的醫師，讓這些醫師只要在自己的門診中發現病人壓力過大，情緒低落，就粗淺地定義為“憂鬱症”，然後又根據已經定好的指南，開出對應憂鬱的處方，讓標籤直接貼在民眾的額頭上，醫師不探究自己的病人需要什麼資源與協助，不在乎你的人生，而憂鬱症，只能期待藥物能改變大腦。醫師的視野，顯然頓時讓我們整個宇宙、漫長人生，只剩下神經元間的傳導物質。“你過得不快樂，因為血清素太少”；“你過得很愧疚，因為血清素太少”；“你壓力太大，因為血清素太少”，最終或許你的辛苦、你在生活中的掙扎、每天的煩惱就只幻化成生化實驗室生出來的報表數字而已。
醫生有把你當一個完整的人嗎？
在我們的未來，台灣應該更重視健康，但我們的健康照顧系統應該回頭把我們當成一個完整的人，而非人工地把我們整個人，區分為生理的、行為的、精神的、照顧差異。我們的照顧系統，應該讓我們更認識問題的來龍去脈，更清楚我們可以有的選擇，以及心理與行為在面對所有健康問題上的重要性。
在美國，已經越來越多短期，且聚焦的心理學介入，會整合進入例行的生理健康照顧之中；而整合性的照顧也開始普遍起來。而更容易傳遞與獲得的延伸性心理健康服務也越來越容易獲得。
我們正在迎接一個整合心理與行為健康的新世代，我們個人的健康福祉，不只有生理上的，更包含心理行為上的。而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為什麼醫療服務開始走向整合，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樣的服務可以解省更多成本，讓醫療服務的體驗變個更好，而變得更好是為了讓問題真正能被解決。而醫療體系將要更重視共享決策，讓自己的病人能參與許多醫療選擇的討論與決定，真正地賦權給自己的個案，讓來到醫療體系的民眾要參與自己的問題，而不是只期待問題別人解決就好。
或許我們也可以反問自己，當我去看醫生的時候，我有把自己當成一個完整的人嗎？一個想要真正了解自己問題的人，一個想要真正參與自己身心狀態的人，而期待被對待得像一個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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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insoul +
(photo: http://www.fubiz.net/wp-content/uploads/2015/04/Nepal-Times1.jpg)
參考資料：
1.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future-of-therapy-lies-in-treating-the-whole-person-1430104933
2.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27001140-26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