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憂鬱症篩檢嗎？

多年前董式基金會就被質疑收受台灣pfizer的資金捐贈，因此大力推廣憂鬱症篩檢，希望更多人透過篩檢後發現自己是憂鬱症，接受醫療照顧，然後採用藥物治療。此舉被稱為董式基金會的恐嚇行銷。而提出這樣指控的人還不是山達基教派的人。多年過後這樣的陰影似乎依舊繚繞在董式基金會的憂鬱症篩檢上，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回頭想想到底為什麼需要憂鬱症篩檢，憂鬱症篩檢是我們推廣心理疾病與心理健康等概念的好方法嗎？！到底有多少人去看了精神科醫師後，獲得藥物以外的憂鬱症處遇。如果董式基金會大力推廣憂鬱症篩檢，然後把符合標準的人推薦去看精神科，最後絕大多數的人換回的就只是藥物治療（除非醫生覺得噓寒問暖叫做深度心理治療），那無怪乎董式基金會被質疑為藥廠代言人。這樣的循環真的有助於民眾對於心理疾病去污名化嗎？真的有助於我們認識憂鬱嗎？

所以到底什麼是憂鬱症，它其實就是我們一系列特定行為與心理狀態的統稱代名詞而已。裡面包含了特定的心情、想法與行為。當一個人在近期的生活中大多數時間出現這些條列出的行為時，就符合了所謂的XX症（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時間與出現比例的標準）。既然憂鬱症包含了這麼多的行為與心理狀態的變化，當醫師決定開藥治療時。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邏輯呢？是覺得開藥治療可以同時解決這些複雜的行為現象，還是因為過去外國文獻的治療流程這樣說所以我這樣做？如果醫師說自己是基於實證基礎，那又怎麼能忽略龐大的治療研究提出藥物治療的效果，常常不如或沒有比單純的心理或支持治療好，或是合併治療才是最好的方式（更別說許多學者對藥物提出的Kindling hypothesis 帶來的影響）。台灣的董式基金會，又怎麼能在推廣疾病篩檢時，不同時推廣多元的治療處遇方式，讓社會大眾以更務實多元的角度看待自己面臨的生活難題，而非最終因為被篩檢出憂鬱症而落入該不該吃藥的二分思考中呢？我們又怎能對董式基金會所選擇的偏差價值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認為只要篩檢出憂鬱症，以現在政府投入心理衛生的有限資源（缺乏對於非藥物處遇外的資源投入），就能夠解決大家的問題，而這個解決方式就是大家去精神科看病，然後醫師因為沒有藥物治療外的訓練，所以就只能跟大眾說藥物治療最有效。

任何一個有科學精神的醫師或董式基金會，都應該承認篩檢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介入，但現階段對於憂鬱症的處遇介入方式相當分歧且療效不一致（藥物對於發生精神病性的憂鬱症有穩定的效果，讓憂鬱症狀不那麼嚴重，但並不代表用藥後他就脫離了憂鬱症的診斷，治癒了；預防了自殺也不代表他從此人生順利了）。任何推廣者都應該深思鼓勵憂鬱的人忽略生活中同時帶來正向效果的各種影響因素，而只將 ”改善“ 歸咎于藥物是一種 “心理健康” 的態度嗎？我們每個人脫離了心理疾病的診斷也不代表我們擁抱了心理健康，這完全是兩碼子事，但我們鼓吹篩檢出憂鬱症來即早治療，就是追求心理健康，這樣的觀念是不是一種很嚴重的誤導。從民眾的角度，我們要的不是被篩檢出來，然後面對所有心理衛生從業人員都無法解決的社會偏見，而是有人可以注意了解到我生活中的困難，然後再給我有選擇如何處理的權力。因此推廣一種相互關心彼此了解的方法，以及多元的面對問題的態度，是不是更值得我們去用憂鬱症篩檢抓著疾病觀在那掙扎。

我們需要一種沒有偏見的工具，來了解我們的生活中的憂鬱。不是一次性篩檢的，而是長久陪伴了解的。